徐先生还提出,在荀子那里,善的标准乃是道,心认知的对象也是道,但道并不是产生于心,而是生于圣人或圣王,这样荀子实际突出的不是心,而是师法、权威,这与孟子强调学问之道无他,求其放心而已矣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有很大的不同。
从2001到2008年,出口增长占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40%强。只要美国政府不违约,降级给中国带来的任何损失总归是有限的。
通胀高企导致结构调整延后解决中国3.2万亿美元难题没有速效药。许多人认为外汇储备多元化、告别美元独大的状态是中国应该选择的策略。标准普尔下调美国政府债务评级的举措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,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有更多理由担心:其3.2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——超过60%——是美元资产,包括1.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。但这并不容易,从短期看尤是如此。国际经验显示,货币升值短期內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,而大多数实证研究也显示,渐进升值对一国的经常项目水平只有有限的影响。
如果情况真是如此,美国真的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将远高于现在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,它们是内生的需要创新机制和市场经济。如前所述,闻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,冲破地域的阻隔。
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及其闻一善言,见一善行,若决江河,沛然莫之能御也。从这一理解出发反观声音不足听于耳,其中涉及的听是常见的经验性的听。 注释1 杨伯峻:《孟子译注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20页。如果说上面的勿听更多地体现为君主通过对听之内容予以自觉排斥,从而走向圣明的状态。
(《孟子·万章上》)太甲是商汤之子,应为国君,但伊尹觉得太甲不遵从商汤之道,而将其放逐,让其悔过。由耳迎来的内容,应积极贯彻于实际生活,唯有如此才能将知与行连接,所听之内容,方能发挥作用。
但不可否认的是,个体对于美妙声音的追寻,需建立在听声的基础之上。曰:君有过则谏,反覆之而不听,则去。所谓相通乃是说明,在听这件事上,人的听觉具有相通性,即听到的声音,虽然在进入到人的认知过程后,难免带有主观性,但也不能否认其有客观性的一面,并且这一客观性一直存在,构成了个体之间能在听上予以交流的前提。在《孟子》一书中,这种听将在一般经验性行为的基础上,进一步深化,展现其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意蕴。
所以,君主实际上是通过听不断践行着听之层面的自我修持,将好听的自然性慢慢向耐心听取臣子意见的社会性归正。这即是说,个体在自然性上,容易在听的践行中对声音有所放纵,乃是听者在听上的相通之处。(《论语·述而》)也就是忧愁所闻之事与所践之行的分离。只是恶声的表述,使其不合理性展现得更为明显。
只是,后者(臣心)是通过听直接获得,而前者(民心)是通由臣心,在君主正确践行国家治理的过程中,间接获得的。不仅对圣王之道予以理解、体认、把握,而且能在实际过程中灵活运用,具体践行。
在闻的过程中,能通过闻乐而知德治如何,这在体现出闻与乐关联的同时,彰显着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。这在《孟子》举例伊尹和太甲的事例中,得以体现。
但这是起点,却非终点。那么,政何以可闻?为什么这里将闻与政会关联在一起?闻是听闻,也是见闻目前的有关调查说明,地下钱庄的短期贷款利率高达月息6%,是国有银行的十多倍,而借钱的人主体是中小企业,这样高的利率是他们背不起的,持续时间长了必然会发生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,由于中小企业吸收了七成左右就业,中小企业倒闭多了又必然会带来日益增多的失业和各种社会问题,所以这种情况是不能任其发展的。从货币政策看,利润已经降到零,已经没有下降空间,唯一能实施的就是QE,但是QE只能解决流动性问题,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不是货币流动性不足产生的问题,而是一场新的、更大规模的清偿危机。从2011年末到今年7月25日,美国广义货币M2突然从8.82万亿美元猛增到9.32万亿美元,即7个月内就投放了5000亿美元,月均投放量达到714亿美元,已经超过了2008年月均625亿美元的救市水平。具体地说,在新次债危机爆发后,美股的深跌还会持续,接着是美国一批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潮重现。
但笔者认为,这是美国开始进入新一轮次债危机的警示信号。如果要讨论美国国债问题,更应该讨论的是增发的两万多亿美元国债谁会来买。
因为如果是流动性不足,那就意味资产质量好,只是目前一时卖不出去,所以只要银行肯融资帮企业喘口气,企业就能活过来。这种影响,主要还是会通过贸易联系来传导,即新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衰退,再导致世界贸易衰退,最后通过中国的外需萎缩压抑中国经济增长。
中国产能增长情况可以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反映,许多人都把这个指标当成需求指标看,我则认为它只是需求的滞后指标,而是供给的先行指标。去年的情况是,从新发国债与GDP的比率看,欧元区是4%,日本是6%,美国是10%。
须知中国并没有身处世界经济体系之外,而是深深地融入其中,尤其是与美国的经济联系,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。以前靠的是金融机构生产的金融商品输出来维持顺差,在次债危机爆发后,美国金融机构生产金融商品的能力被毁掉了,只有靠美国政府站到前台来卖信誉尚存的美国国债来维持顺差。通胀的确会继续上行,但已经不是货币政策能管的事情,应该由财政政策来接手,即用补贴的方法来保护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利益。从累积国债看,欧元区是85%,美国是100%,日本是200%,显然不管怎么看都是欧洲经济最健康。
而2011年7月末与2010年11月末相比,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仅从49.8万亿元增加到50.3万亿元,即仅加了5000亿元。在次债危机第一次爆发时,2008年底在美国大约5000万个用贷款买房的家庭中,有200万个家庭出现了债务违约,当时主要是借了次债的低收入家庭还不起房贷。
在这场暴跌前还有一些迹象也在说明新危机即将到来,就是美国政府在7月份再次提出要对美国公司汇回国内的利润大幅度减征所得税,据说可以吸引回来3000亿美元,而这个做法只是在2008年次债危机爆发最严重的时候才采用过,所以这个举措也显得奇怪。因此一旦冷冻期过去,又面临必须清偿的时候,这些有毒资产就会重新发酵,成为压垮美国金融机构的重负。
在新危机正在逼近的时刻,中国应该给经济增加温度,而不是继续降温。但是到2010年末,由于美国经济在危机爆发后复苏始终乏力,失业率重新回升,居民收入萎缩,所以发生房贷违约的家庭已超过500万,并且在去年9月新增房贷违约家庭首次超过了10万户。
美国所发生的危机也会对中国形成最强烈的影响。到时对美国拥有顺差的国家就不会愿意再接受美元,也不会愿意继续拥有美元资产,美元和美国的金融市场就会发生崩溃。如果减税是财政政策,在这场暴跌发生前,货币政策也已经登场了。美联储这样大规模的投放货币,加上从7月23日开始的美国股市八连阴,我们不难猜到美国在7月前后这样大规模地投放货币,是在为那些重陷债务泥沼的美国金融机构紧急输血。
可以想像,在7月-8月初这段时间,除了讨论美国国债上限会有什么负面影响,当时有什么负面消息会使美国的银行股发生暴跌呢?消息当然有,但是没有被披露,而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深深地掩盖起来,并拿美债、欧债问题来转移公众注意力。因为危机爆发时才会采取的措施,又何以在没有危机的时候被拿出了用呢?答案只有一个,那就是潜在的危机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,必须赶紧采取对冲措施。
从长期看,还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以理顺分配关系,以及启动大规模的城市化,只有这些做法才能从根本上开启中国的内需,从而保证中国在世界大危机中能屹立不动。买美债的投资人越来越少,只有靠美联储来包销。
从长期看,应加快体制改革以理顺分配关系,以及启动大规模的城市化。因为投资完成额的高速增长,更多代表着已经完工的新增生产能力增长,所以要看现实的投资需求情况,就应该看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与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两个指标。